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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法治報:令為盾 法先行 廣州全面推行律師調查令制度成效顯著

發布時間:2021-09-29 瀏覽數:326

2021-09-29

南方法治報記者 余佩掀 

為解決律師執業過程中的調查難、取證難等“老大難”問題,2016年3月,廣州市南沙區法院勇立潮頭敢為人先,聯動該市律師協會試點探索律師調查令制度。經多方共同努力,2017年7月28日,廣州律師調查令制度正式出臺。4年來,該制度為輔助查證、保障民眾合法權益、營造良好司法環境發揮了重要作用。截至今年7月底,廣州兩級法院共簽發律師調查令33752份,簽發率超過80%,律師持令成功取證29294份,平均取證成功率約為86.79%,極大提高司法取證效率,進一步促進公民權利救濟的實現。

 

試點探索 律師調查令打破取證困境

調查難、取證難,一直是律師執業過程中的“老大難”問題。由于我國訴訟法并未明確規定相關制度,因此在司法實踐中仍有部分政府部門、企事業單位以行業規定、內部規定為由不愿配合,致使律師自行調查取證存在較大阻力。

打破這一司法取證困境、實現全方位主動調查取證,亟待有關制度出臺。

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陸續發布一系列指導意見,其中包括對屬于“國家有關部門保存,而當事人無法自行收集”的證據,可以探索由法院授權的代理律師進行調查取證的制度。2016年3月,南沙法院先行先試,制定并印發《廣州市南沙區人民法院(廣東自由貿易區南沙片區人民法院)關于依法保障律師執業權利的若干規定》,明確探索律師調查令制度。

“律師調查令是指在民事案件審理或執行過程中,當事人因客觀原因無法取得訴訟所需證據,經當事人的代理律師申請以及法院審查批準,向律師簽發的一種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文書,代理律師可持調查令向有關單位或個人調查收集證據。”廣州律協副秘書長錢可屏解釋。

同年8月,南沙法院發出廣州地區首份律師調查令。憑借該調查令,一起技術合同糾紛案的原告代理律師曾某,成功在廣州市發改委調取到案件所需證據。

有了南沙法院的成功試水,律師調查令制度在廣州全面鋪開被迅速提上議事日程。

2017年1月,廣州市兩會召開期間,市人大代表莊偉燕、陳茵明等向大會提交建議,建議解決律師普遍反映的在民事訴訟活動中調查財產線索難、取證難等問題。

隨后,在廣州市司法局和廣州市中級法院的牽頭下,廣州律協迅速成立廣州律師調查令制度調研小組,奔赴全國各地廣泛調研和吸取相關法院實施民事訴訟律師調查令制度的經驗做法,從中獲取了大量資料。

同時,為促使律師調查令因地制宜發展,調研小組還向廣州中院、市檢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等廣州地區有關單位廣泛征求意見,最終形成《廣州法院關于民事訴訟律師調查令的實施辦法(建議稿)》并遞交給廣州中院。

在多方共同努力的基礎上,2017年7月28日,《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律師調查令的實施辦法(試行)》印發,廣州律協配套制定了《民事訴訟律師調查令規范指引》,廣州律師調查令制度正式出臺。

“律師調查令制度的出臺,標志著廣州成為全省首個在市區兩級法院全面推行律師調查令的城市,也是全國首個采取司法機關、司法行政機關、行業協會等緊密配合、保障與規范并重、服務與監管同步的‘三方模式’城市。”廣州市司法局黨委書記、局長廖榮輝說。

2018年12月28日,廣州律師調查令制度出臺一年后,《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廣東省司法廳關于在民事訴訟中實行律師調查令的規定(試行)》發布,律師調查令制度在廣東全面鋪開。

 

技術革新 區塊鏈律師調查令上線

近年來,律師向法院申請調查的證據種類覆蓋范圍廣、應用場景多,包括書證、電子數據、視聽資料、鑒定意見等。其中書證數量最多,內容涉及工商、民政、稅務、房管、銀行等領域信息,如公民身份信息、出入境記錄、銀行流水、支付寶及微信賬戶流水、婚姻登記狀況、稅務資料、社保記錄、房屋查冊信息、車輛信息、病歷等。

“幾乎所有需要律師調查令調取的證據都涉及個人隱私,基于審慎取證的原則,協查單位會擔心、質疑律師調查令是否真實、是否被篡改等問題。”廣州市律師協會會長、廣東廣悅律師事務所主任黃山告訴記者,為解決這一問題,以往申請和使用調查令過程中,律師需頻繁往返于法院和協查單位進行溝通,耗費大量時間。

2020年8月,廣州中院正式上線區塊鏈律師調查令線上辦理平臺,為全國首個運用區塊鏈技術全流程線上辦理的律師調查令服務平臺。

“利用區塊鏈技術全程留痕、可溯源、防止篡改的優勢,可以確保律師高效、準確、合法取證。”廣州市司法局律師工作管理處處長桂錦波稱。

當法院收到律師申請后,采取線上審核方式,待審核通過再制作電子版律師調查令,隨后線上發出律師調查令。當需要協助律師收集證據時,協查單位可通過司法區塊鏈平臺、手機掃描電子調查令里的二維碼等來核驗調查令的真偽,同時還可查看律師調查令的源文件,并與律師提供的電子版律師調查令進行比對核驗。驗證成功后,協查單位便可按照調查令內容提供相應證據材料。

據統計,廣州兩級法院律師調查令簽發率超90%,取證率超過80%。“區塊鏈存證的可信、可溯、可驗,避免了因律師調查令產生的信息泄露,提高了數據安全性,我們會更加放心地去幫律師收集證據。”廣州市某銀行工作人員稱。

“相較于傳統紙質調查令,這一創新操作方式的價值在于高效、便捷、安全。”廣州市律師協會民事法律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廣東合盛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官金福表示,對律師而言,這降低了律師調查令的驗證成本,縮短收集證據時間,打破律師調查令難以取證的尷尬局面,調動律師取證的積極性,提高了訴訟效率,是律師調查令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技術改革。

 

實踐升級 律師持令成功取證近3萬份

“律師拿著調查令,配合單位見到調查令就像見到法官一樣。”廖榮輝表示,廣州律師調查令制度實現了多方共贏的效果,如節約司法資源、提高辦案效率、緩解“案多人少”矛盾等。

記者了解到,律師調查令制度實施4年以來,截至今年7月底,廣州兩級法院共簽發律師調查令33752份,簽發率超過80%;律師持令成功取證29294份,平均取證成功率約為86.79%。其中,最早試行律師調查令制度的南沙法院,共發出律師調查令近2500份,取證成功率基本保持在75%左右;天河法院4年來共簽發律師調查令4004份,為廣州各區法院中簽發量較大的法院,簽發數量呈逐年增長態勢,近幾年年均取證成功率保持在83~85%。

其中,廣州律協維護律師執業合法權益工作委員會委員、北京斐石(廣州)律師事務所律師雷曉云告訴記者,在辦理一起培訓機構倒閉的群體性求助案件中,為幫助學生家長拿回已繳納的學費及賠償金,其起訴了培訓機構及兩名股東。“只有證明股東跟培訓機構是人格不獨立狀態,才能追究股東的連帶賠償責任,這樣就必須進行調查取證。”

期間,雷曉云先后4次向廣州市白云區法院申請律師調查令,并請7家銀行協助調查培訓機構及兩名股東的財務流水,證明其資金往來密切,即財務混同。最后,該案進展順利,一審判決培訓機構及兩名股東共同承擔連帶清償責任。“這樣一來,家長們拿回自己的錢便有希望了。”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律師調查令制度實施過程中整體取得不錯成效,但仍存在問題,如實踐中相關機構不認可律師調查令、或因缺乏上位法支持致律師調查令權威不足,以及少數律師申請調查令較隨意且存在使用不規范現象等。

對此,廣州律協建議,推動以立法或者司法解釋的形式確認律師調查令制度的法律地位,明確對拒不協助提供證據的行為實施司法懲戒的處罰方式、標準、適用情形,以促進和保障制度的有效實施,同時進一步明確律師調查令的適用條件和可調查取證范圍,規范律師對調查令的申請和使用。

《令為盾 法先行》余佩掀 2021-09-29 南方法治報.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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